欧洲贵族

古代社会欧洲贵族与中国贵族的异同

欧洲贵族与中国贵族最大的不同是，欧洲贵族基本上是永久世袭的，
被外力和制度剥夺贵族称号的可能性很小。
即便国王换了人，原先的贵族也还是贵族。
中国古代的贵族，虽然也可以世袭，但是有一个限度，
一般是传了5代之后，就不再世袭，成为与平民一样的身份。
即使是皇亲，也逃脱不了这个规律。

因此，中国古代有一首著名的诗写道：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说的就是这种贵族的盛衰。

山东曲阜的孔子世家，历时2000多年，
一直被历代皇帝加以封号，享受某种特权。
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特有的。

贵族永久世袭是欧洲封建制度的重要特征，
它有好处也有坏处。
好处主要是能够限制王权。贵族领地内的事务
由贵族自己说了算，国王也管不到。
因此，欧洲基于封建制度的贵族世袭，是一种分权，
也可以看作是早期民主的萌芽
（这个话题，以后将在论述“封建制度”时再加议论，
这里算是先做一个广告）。
但是，世袭贵族的坏处同样严重。
由于贵族永久世袭，使得贵族世世代代享受着不劳而获的生活，
并且在政治、军事等社会重要领域，永远占据控制地位。
社会等级森严，贫富分化严重，并难以改变，平民很难有出头之日。
所以我们就能理解，当欧洲人发现了中国的科举制度，为何会那么钟情。
因为，科举制度以一种公平的方式，使得每一个平民都获得了成功的可能。

中国古代的贵族不能永久世袭，
甚至还有随时被皇权剥夺的可能，
造成的一个今天看来不好的结果就是皇权最大，
中央集权牢不可破。

但是，这种方式的好处是，避免了社会上永久的寄生虫，
避免了社会权力被少数人永久把持。
每个人都要靠自己的努力，祖先的功绩并不能永远庇佑，
一旦后代不努力，便会失去一切。

三国时期的刘备就是一个例子。
刘备号称“皇叔”，据现代考证，刘备的祖先应该就是中山王，
是地地道道的皇亲。
但是，到了刘备出生的时候，由于传代太多，
刘备早已失去了皇亲贵族的特权，
徒有一个自我标榜的“皇叔”，其他人也并不非常在乎。
刘备主要还是靠个人奋斗，才获得了历史上的地位。

另一个被人熟知的名言，出自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之口：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说明从商鞅时代开始，
“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观念就在中国人的心目建立了。
我们今天还能在某些地方找到古代名人的后裔，例如诸葛亮的后代。
其实在很久以前，他们就是普通平民了。
如果中国像欧洲一样，贵族都能永久世袭，
那么，当今中国社会遗留下的贵族遗老将不计其数。
从这个角度说，对于曲阜孔家大修族谱，
将旁支末叶都纳入谱系的做法，我觉得没有多大的意义。
要修孔氏家谱，只要维持家族主脉的延续就足够了，
没必要把毛细血管都网罗进来。

我们不能说欧洲世袭的贵族后代都是无能之辈，
但世袭贵族后代的嚣张、傲慢、无能也是常见的事实。
由于永久世袭的关系，很多欧洲贵族后代都没有努力上进的压力，
纨绔子弟，游手好闲，挥霍败家的很多。
这就造成一个明显的后果：为了贵族身份而竭力装扮的虚荣。
进入民主社会之后，由于贵族已没有多少实际的特权，
这种虚荣比以前有所减少，但依然还是存在的。
戴安娜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虚荣心尚在的破落贵族之家，
这对于戴安娜后来的身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如果我们看看曾国藩给后代留下的家训，就会发现，
中国古代的贵族后代，一般来说要比欧洲贵族后代懂得努力，
懂得个人奋斗，懂得不能永远躺在祖先的功劳簿上。
清朝在这个问题上比较特殊（元朝也有点类似），
它一方面保持着满族贵族的世袭特权，
另一方面又开放了汉族贵族的升迁流动，
因此，到了清朝后期，比较有才干的，大多数都是汉族的贵族，
八旗子弟则变成社会的祸害，类似欧洲的世袭贵族。

中国古代贵族的盛衰交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改朝换代。
常有人说，中国古代的改朝换代是社会的恶性循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改朝换代其实是社会管理阶层的大换血。
不能世袭的贵族和平民升迁的科举制度是小范围的吐故纳新，
改朝换代则是大规模的新陈代谢。
前者是权力决定的人才流动，后者是百姓决定的全民选举，
它们共同保证了社会活力和自我修复。
对于现代社会来说，中国古代社会的人才流动和社会变革，
还是非常可取的，当今社会基本接受了这种方式。
只有在社会根本的政体结构上，
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与现代民主社会存在着冲突。

现代社会在社会权力方面有两个重点，
一方面是最高权力的产生和制约，
另一方面是中间权力的公平和流动。
前者主要来自于欧洲的历史演变，
后者则来自于中国的历史贡献。
因此，对于古代贵族的怀念和标榜，不是中国人的习惯。
对于高人一等的贵族身份的热衷，
在现代社会中，并不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所以，当我看到无数人崇拜、热爱戴安娜时，
总觉得这是一种历史的滑稽戏。

阿諾是甘迺迪家族的女婿
（其妻為前總統約翰甘迺迪妹妹的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