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21日 星期一

政治正确

台湾政论家南方朔的文章称,从今年2月起,马英九团队即已对台湾高铁这个“无底洞”做了讨论,原则上考虑在该公司破产前收归当局所有。让马团队真正下定决心的是8月底达赖访台,台湾高铁董事长殷琪不仅居中牵线还为达赖开专车。达赖到的当天,马团队即已正式决定将提前收回高铁经营权,在政治上也等于拔掉了台湾最大的“绿色资本家”。

  文章摘编如下:

  近代思想及政策研究里,有所谓“政治正确”这种说法。所谓“政治正确”指的是在某个时刻,由于各种条件配合,加以存在一个共同愤恨的目标,于是某种认知或主张,就会取得政治态度上的正当性。至于这种“政治正确”是否真的“正确”,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近二十多年来,台湾由于处在巨变年代下,这种“政治正确”的事罄行难书。例如过去台湾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都采联考制,由于竞争压力大,考试自然需要苦读,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那种大学申请入学的制度遂成了许多人的憧憬,这也是台湾教育改革会成为“政治正确”的原因,但台湾教改下来情况却显然愈改愈糟。

  台湾在20世纪80至90年代,这种“政治正确”的事多不胜数。最独特的当属所谓的公共建设BOT(即建设—经营—转让),70年代起,西方经济的新自由主义逐渐开始大盛,这组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乃是要非法化政府的职能,因此“政府无能”、“政府无效率”、“政府浪费”这种说法遂成了主流;它们在非法化政府职能的同时,当然也将“私人”(其实是公司或财团)的功能美化。

  在这种“政治正确”的引导下,公营企业的私有化,公共建设的民间参与等遂成了政策的主流,所谓的BOT即是其一的一种——它将公共建设的兴建(Build),一定时间的营运(Operation),期满移转(Transfer)给政府。关于BOT的成功与失败的例子众多。

  台湾高铁变成无底洞

  亏损负债5000亿台币

  这种BOT的观念,在20世纪90年代也盛行于台湾。当时的台湾舆论走向是重财团。让民间企业参与公共建设的BOT,遂成了当时的“政治正确”,许多财团在那个阶段确实获得了许多发展的机会。

  台湾的BOT案里,规模最大的乃是台湾高速铁路。就严格的道理而言,高速铁路乃是重大工程,无论工程规模、资金庞大的程度及调度的困难,都不是一般的民营公司所能负荷。但当时由于BOT已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台湾遂还是决定以BOT方式交给民营。

  台湾高铁乃是最大的BOT案,也是到了今天已被证明为失败的BOT案。此案当时有两个财团在争取,一个是国民党大掌柜刘泰英的“中华高铁团队”,一个是亲民进党的“台湾高铁团队”,严格而言,这两个团队都不是够资格的团队。但最后还是由台湾女强人殷琪的“台湾高铁团队”得标。它之所以得标,乃是它对高铁的营运做了过分乐观的估计,由于估计乐观,它在财务上也大胆,宣称这个工程所需的一切资金皆可自筹,政府不必出任何钱。

  但事实上,台湾高铁成军迄今,却完全不是当时的模样。高铁有五大原始股东,它们其实都无力承担这个台币5000亿的工程,于是成军后,遂迫使政府保证,向公股银行及公营事业出面融资或认购特别股。迄至目前,该公司累计债务已逾台币4000亿。

  另外,则是高铁营运的原先估计高鐵運量預測是18萬變8萬人次 每月台币60至70亿,而事实上则只有20亿,这样的业绩,完全不足以应付借贷利息和折旧等,1个月估计要亏损台币10 亿或更多。估计到了2009年底,它的剩余现金就会用罄。由于负债庞大,营收不佳,银行团也不可能继续增资。在这种情况下,该公司即难免要宣告破产。它对台湾交通的影响可谓极其严重。

  据个人所知,从今年2月起,马“政府”即已对高铁这个无底洞做了讨论,原则上考虑在该公司破产前收归政府所有——根据原始契约,民营的时间为35年,距今还有25年,担心的就是任由民营下去,25年后这个滥摊子不知会大到什么程度。正因有这样的策略,政府才对高铁想再增资抱持消极态度。

  至于让马“政府”真正下定决心的,就是8月底达赖访台,高铁董事长殷琪不仅居中牵线还为达赖开专车,达赖到的当天,马“政府”即已正式决定将提前收回高铁经营权,在政治上也等于拔掉了台湾最大的绿色资本家。只是高铁乃是个失败的BOT,它的借贷、增资、亏掉的资本额,总计亏损及负债的达台币5000亿,这个财务破洞将来不知将如何收拾!

  过去20年,台湾在西方式“民主化”的过程里,从西方借来太多“政治正确”的事务,包括放任的教改政策、图利资本家的BOT政策,以及为富人减税的租税政策等。它造成的结果乃是台湾教育水平的日益低落,财政快速恶化,以及许多BOT案只不过成了图利公司财团的秘密通道。

  像高铁这种重大工程,若政府主办,虽然效率不一定更好,但至少还可受到民意监督,权责还会清楚,而民间BOT后,如此重大工程的监督和责任归属都变得暧昧难分。由台湾的例子,其实已印证了一种说法,在某个时刻“政治正确”的事,并不一定就真正的正确。每个社会为了“政治正确”,通常都会付出难以估计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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